当然，考虑到自行补正意味着原告无法以行政程序瑕疵为由向行政机关追责，如果对可补正的情形、有意义的补正界定过宽，势必会给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合谋制造机会，而大量以忽略不计为由作出的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也会令相对人丧失挑战行政程序瑕疵行为的信心。
所以，行政主体如果依据法律原则为自己设定相应权力，那就有可能导致法外设定权力情形的发生。具体而言，行政主体法外设定行政权力应当具有以下方面的本质属性。
所以，如何解决行政主体积极适用法律与严格以权力清单而为之，便是一对矛盾的事物。可以肯定的讲，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对滥用行政权的控制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也达到了行政行为规范化的目的。通过明确的管理链条，权威由教皇自上而下传递到教区牧师。行政系统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系统本身具有一定的闭合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几乎所有的大型组织都具备官僚制特征。我们认为，有效控制行政主体法外设定行政权力既要吸收控权理论的科学内涵，又要确保行政控权更加技术化。
职权法定原则已经被我国行政法制度所认可，也被我国学界所普遍接受，但是就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而论，职权法定原则还仅仅停留在法律原则的层面上，即是说，我们对职权法定原则的内容构造还存在较大的缺陷。然而行政主体法外设定行政权力则大大动摇了滥用职权理论和制度的基础，因为即便行政主体法外设定行政权力，呈现于行政相对人面前的也是一种通过公权设定的权力，行政相对人常常会把这种以公权设定的权力误认为是行政主体职权的构成部分，误认为这样的权力是有合法依据的。[25]人民群众参与执政党的权力行使既有助于最大限度扩张执政党权力正当性的渊源，也有助于确保执政党权力行使科学民主化的实现。
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明确了该类领导关系的不同方向与具体形式，特别强调因领导对象的不同而领导重心、领导方式各异。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也是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的应有之义，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具体展开。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这两类有机衔接的系统调整耦合促生了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系统调整的自足性，该自足化系统调整属性往往通过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中预设权威所推进的良性统治而显现出来。在基本方针中规定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就其应享有的各类权力在设定上予以了渊源性指引。
政协组织机构建设系政协制度框架内各方成员的共同使命，作为一种联系群众纽带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特邀人士更多地是配合政治领导者和协助领导者来共同强化政协机构本身的统一战线组织属性和社会服务属性，减少其‘政府性或‘官办性色彩[30]。例如，《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作为共同的政治信念指引着我国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设定，最终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我国宪法基本精神的核心要义。2.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存续的维护 政治领导者、协助领导者、参政议政者及主权享有者这四方共同体成员当于构建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实现对该共同体存续的自觉维护。
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意见发展中规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明晰了其被领导的参政党地位。其次，发挥主体共治作用的政治协商层面，该层面包括作为参政议政者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之（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中规定：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其一，规制领导关系的相关规范。法律体系中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乃是那些适用和发展法律律令的思维模式和心智习惯，只有它们才是法律中最为恒久的要素。
其三，被理解为默认一致的概念[19]71之默认一致关系。又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在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中规定：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然而当前我国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仍存在不少问题，难以凸显民主、高效、合理、有序之基本要义。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之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则将三类合作关系原则性地确立为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该类实践活动往往围绕宪法权威的确立而展开，强调执政党及各民主党派依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最终根据宪法规范、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基本精神的指引而实现对各项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治理。四、余论：厘清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法律关系前提下完善相关规范设定 解析前述作为理想类型之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特有属性，旨在探寻于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活动中检视共同体理论以证成该理想类型的可行途径，从而实现对既存现实问题的整全性校正。[31]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特邀人士行使法定权力完成协商式权力、权利调和的同时，也能在各方共同体成员间达成最大限度的认知交集以成就共同的行为指南，从而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参政议政者的调和地位。
2.相关规范性文件显现之预设权威 相关规范性文件显现之预设权威主要存续于《宪法》所表征的相关硬法规范和党内法规、政协文件所表征的相关软法规范这两个层面，具体通过相关规范设定所确认之对执政党领导的自愿性拥护而推动实现。具体表现为执政党通过享有的修宪动议权、重要立法议案动议权、组织人事推荐权等权力，积极干预国家治理实践所确立之表率式行为。
一方面，充实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相关规范设定即是充实所涉规范设定中不够周延的用于规制、调整执政党领导之共同社会治理生活的相关党内法规、政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条例》共14条，对开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的主体、指导思想、渠道、保障措施和激励措施皆予以明确规定，以推动人民群众通过该类参与途径实现与协助领导者和参政议政者之间信息、诉求等方面的交流与反馈。
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特邀人士在爱国统一战线范畴下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建议、有关报告，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就执政党遵守政协章程、执行政协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可基于此来解析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应具备的互助化关系存续属性。
例如，《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了合作关系的主体，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但相关研究更多地将依宪执政作为一种相对静态的社会事实抑或规范事实，基于较为传统的问题对策式分析路径展开，较少将其置于协商民主的场域中来探讨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的发展完善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条规定了人民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其作为人民群众基于此途径参与执政党活动的概括性要件得以确立。其一，人民群众参与政治领导者的权力行使。
该类生活成就与否往往取决于相关个体间相互交往的行动方式，即共同体的特有属性能否在协商民主下的依宪执政实践中彰显出来。积极促进政协运作规范化、程序化以加强政协制度法治化建设。
一方面，《宪法》序言就执政党领导下所取得成就之客观事实予以了明确的肯定性评价。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概括性设定了人民监督权的基本渊源。
其次，该类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指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分别就政治领导者、协助领导者、参政议政者和主权享有者所确立的权力与责任，应具体围绕四方共同体成员的领导、合作、监督、参与之相互交往方式而设定。其二，协助领导者的协作式权力参与。
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皆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则各民主党派与执政党在价值主体上具有共同性。该类参与既显现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皆来自普通人民群众，合理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培养公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从而促使其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25]。最后，该类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指四方共同体成员相互交往之共同社会治理生活所指向的对象。政党的政治行为实质上就是实现其政治价值的过程。
[42]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之领导与参与领导、主导与协作式政党关系，逐步成为了联结其他共同体成员自愿性拥护执政党领导的可靠纽带。该类协作式权力参与旨在固化各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参政友党关系，通过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与执政党的一致性而实现其政治价值。
其一，政治领导者与协助领导者之间的合作。系统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依宪执政作为一种执政党依宪治理国家的实践活动，即意味着执政党依据宪法精神、原则与规范治国理政，按照宪法的逻辑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其核心是树立宪法权威，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
（二）协商民主下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 协商民主下依宪执政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互助往往通过该类共同体与共同体各方成员在相互依附前提下生成的默认一致行动而实现。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劳动者的政党，它们之间实质上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同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政党之间的关系[39]民主党派原来的阶级基础已不存在了，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性质的政党，它们与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代表工人阶级某些阶层和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友党关系，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